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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太宗从俭治奢(四十)

2020-09-21 04:55

唐太宗从俭治奢(四十)

唐太宗从俭治奢(四十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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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太宗从俭治奢
唐太宗李世民(598年—649年),祖籍陇西成纪,是唐高祖李渊和窦皇后的次子,唐朝建立后,他受封为秦国公,后晋封为秦王。627年,李世民即位,年号贞观,是唐朝第二位皇帝。李世民为帝之后,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,对内以文治天下,虚心纳谏,厉行节约,劝课农桑,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,国泰民安,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“贞观之治”。
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极为罕见的英明君主。他富有雄才大略,文治武功无与伦比,所开创的“贞观之治”一直被后世传为佳话,并被视为理想时代的化身。贞观年间,政治清明,官吏清廉,这无疑是成就“贞观之治”的前提。司马光在其名著《资治通鉴》中指出:“古人有言:君明臣直。……君恶闻其过,则忠化为佞;君乐闻直言,则佞化为忠。是知君者表也,臣者景也,表动则景随矣。”这段话意思是说,君主好恶影响着臣下好恶。唐太宗即位之后,以史为鉴,以身作则,厉行节俭,力戒贪奢。由此看来,贞观时期官吏大多崇尚清廉,与唐太宗不无关联。
唐太宗要求别人从俭戒奢,自己更是身体力行。贞观元年(627年),唐太宗对身边侍臣说:“自古帝王凡要大兴土木,必须合乎人民的意愿。以前大禹开凿九山、浚通九江,耗费巨大人力,却无人埋怨,就是因为合乎人民的共有利益与意愿。秦始皇营造宫室而招致非议,就是因为他为了满足私欲,而不与民众共享。我最近想建造一座宫殿,材料已经准备齐全,但想到秦始皇的教训,又不得不作罢。大凡雕镂器物、珠玉服玩之类,如果肆意追求、骄奢淫逸,那么离灭亡就为期不远了。因此,自王公以下,住宅、车服、婚嫁、丧葬等,凡是按照官位品级规定不该享用的,应一律禁止。”
唐太宗即位后,所住的宫殿还是隋朝时建的宫殿,经战火焚烧,早已破旧。按照惯例,新王朝国君都要大兴土木,另建新宫,至少也要将旧宫修复,崇饰一新。唐太宗目睹隋朝奢侈亡国的教训,“不敢纵逸”,一直不许兴建新的宫殿。太宗患有“气疾”,所住的宫殿又潮湿,夏暑秋凉,容易引起旧病复发。贞观二年(628年),有公卿大臣从爱护他的健康的角度出发,上奏唐太宗:“按照《礼记》规定,仲夏之月,皇上可以到高台筑成的楼榭居住。如今夏热未退,又面临秋雨,皇室阴暗潮湿,请营造一阁楼供陛下居住。”唐太宗回应说:“我患有气疾,确实不适宜住在地势低而且潮湿的地方。但是我若同意你们的请求,大兴土木,必然靡费人工与钱粮,耗费很多财物。昔汉文帝起露台,因惜十家之产而停建,我的功德远远不及汉文帝,而建新宫的费用又超过露台,耗费财物超过汉文帝,这哪里合乎为民父母应该遵循的原则?这不是为天下之君应做的事。”大臣们再三奏请,唐太宗坚拒不准,此事才作罢。不仅如此,在洛阳遭受水灾时,百姓房屋被冲毁,太宗还下令拆掉洛阳一些宫殿,将木材分给受灾百姓,以供修房之用。而洛阳宫殿被大水冲坏后,只是稍加修缮而已。唐太宗严明规矩,此后二十年间,整个社会风俗简朴,衣无锦绣,财帛富饶,百姓无饥寒之苦。
唐太宗李世民执政之初,吸取了隋炀帝贪暴奢侈而亡国的教训,认真推行了一套节俭戒奢的国策,从而为“贞观之治”打下了良好基础。贞观中期,大唐国力日益强盛,形势一片大好,唐太宗逐渐淡忘创业的艰难,励精图治的锐气有所减弱,滋生了帝王的奢侈之心。贞观十一年(637年),唐太宗东巡洛阳,住在显仁宫,常因生活供应不好,发脾气斥责臣下。宰相魏徵知道此事后,就当面提醒他说:“当初隋炀帝巡游,每到一地,就因下面不献美味佳肴或供奉不精而责罚臣下。如此无限制追求享受,使百姓负担过重,结果很快灭亡。陛下岂能效法隋炀帝呢?现有的供应,如果知足,看起来也不错;如果不知足,即便再奢侈一万倍,也难以满足。”唐太宗听了,幡然醒悟,禁不住感叹:“没有你,我听不到如此良言呀!”针对唐太宗李世民逐渐暴露出追求奢侈享受的苗头,忠臣魏徵看在眼中,急在心中。贞观十三年(639年)四月,魏徵写了一份《十渐不克终疏》的奏章,详细总结了贞观以来的政治得失,直言不讳地指出唐太宗身上存在十个方面“渐不克终”(不能善始善终)的弊病,劝谏唐太宗要克服奢侈纵欲、喜欢游乐、用人凭好恶、不专心治国等缺点,继续保持贞观初年节俭、简朴、谨慎的作风。劝谏李世民执行节俭的政策要善始善终,决不能半途而废。
接到奏章后,李世民越看越感到言之有理,这份力透纸背的奏疏,深深地打动了唐太宗。于是他诚恳表示要悔过自新,并下旨将魏徵的那份奏章写于自己室内的屏风之上,“朝夕瞻仰”,以便早晚能看见,不断警示自己,时时提醒自己要善始善终。正是因为魏徵等人及时劝谏,使得唐太宗能够克己自省,虚心纳谏而且闻过即改,躬行节俭,君臣同心才创造了“贞观之治”。后人将写有这份奏章的屏风称作“戒奢屏”。
作为君主,唐太宗不仅严于律己,而且注意对大臣们进行戒奢倡廉的教育。唐太宗告诫大臣们莫做贪官的言论,大多记录在《贞观政要》里面,其中不乏至理名言:“为主贪,必丧其国;为臣贪,必亡其身。”“若徇私贪浊,非止坏公法,损百姓,纵事未发闻,心中岂不常惧?恐惧既多,亦有因而致死。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,以害及身命,使子孙每怀愧耻耶?”“今人臣受任,居高位,食厚禄,当须履忠正,蹈公清,则无灾害,长守富贵矣。”唐太宗不愧为杰出的变革型领袖,不仅为建立大唐王朝立下首功,而且通过一二十年治理,就在萧条、破败的隋末乱世之后缔造出一个国泰民安、国威远扬的贞观盛世。究其成功的秘诀,关键在于贞观君臣就共有动机、价值和目的达成共识,使君臣之间可以发生良性互动,彼此及时纠绳校正,为合乎道德的共同愿景施以正能量。他们懂得“长守富贵”取决于国家长治久安,而国家长治久安在于行仁政施惠于民,因为民众如水,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;要施惠于民,为政必须清廉,不可与民争利。也正是因为崇俭尚廉的大气候,使得唐太宗在治理贪腐上举重若轻,得心应手。
工部尚书殷纶曾带一巧匠扬思齐入宫,欲制造木偶戏取悦于太宗,太宗不但不赏光,反而训斥了他一顿并免去他的官爵。唐太宗专门下令,禁止地方官进贡珍奇宝物,以防扰害百姓,助长君王的奢侈之心。惩治贪吏他有软的一手:长孙顺德收受绢匹贿赂,陈万福侵占驿站麦麸,他就分别在宫殿之上公开赐予绢匹、麦麸,当众羞辱贪官,以唤起他们的廉耻之心,从而悔过自新。惩治贪吏他也有硬的一手:沧州刺史席辨与长芦县令李太辨恣行贪腐、狼狈为奸,在京城被斩首示众,唐太宗要求各地在京办事的官员前往观看,警示他们引以为戒。再者,他们深刻意识到贪污具有导致亡国丧身的危害性,故而在价值观上以“不贪”为宝、以廉洁为荣;为了国家长治久安,他们恪尽职守,而不计较个人所得。像魏徵、岑文本、戴胄、温彦博等人虽官至宰相却十分清苦,心力倾注于治国理政,怀德自重,清廉自守,从不谋求俸禄之外的利益。
正是由于唐太宗带头节俭,反对奢侈,影响了许多大臣,唐太宗及诸大臣崇俭尚廉,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各级官吏的荣辱观与价值取向,从而在朝廷及官场形成崇俭尚廉的风尚。在贞观君臣中,崇尚节俭蔚然成风,百姓得以安居乐业。贞观时期的经济、文化达到鼎盛,为世界瞩目。
唐太宗深知,作为君临天下的帝王,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,极易滋长骄奢逸乐的思想。从即位起,他便注意节制自己的欲望,戒奢从俭,减轻百姓的负担,从而增强国力。贞观二十二年(648年)正月,唐太宗将他撰写的《帝范》十二篇,分为:君体、建亲、求贤、审官、纳谏、去谗、诫盈、崇俭、赏罚、务农、阅武、崇文等,颁赐给太子李治。唐太宗在《帝范》第八篇崇俭中写道:“身处太平盛世的明君,心中应常存节俭的美德,只有这样,才不会伤财害民,坏政败国;尤其是富有四海,贵为天子之后,就更应该时时事事以节俭为准绳来警诫自己,否则,国运就要衰微,社稷也必定倾覆。古代的圣王,虽然智慧高超,才能卓越,但都大智若愚,以拙藏巧。不敢因为自己身份尊贵就颐指气使,飞扬跋扈,也不会因为自己功德伟大就恃功傲物,不可一世。那些明君圣主们,常常用茅草盖了房子,都不去修剪得漂亮一些,用柞木立了柱子,都不去砍削得光滑一些,甚至坐的车船也没有装饰彩绘,穿的衣服也一点都不华丽。不仅如此,他们还不去建造高大豪华的厅堂,而且连吃饭都只图饱腹,不求味美。他们之所以这样做,不是因为憎嫌荣华,讨厌甘美,是希望能率先垂范,用淡薄节俭的风尚为天下百姓作榜样。于是,风俗纯正厚朴,邻人和睦相处。因此,骄奢还是节俭,是荣辱的开端啊!骄奢还是节俭,关乎平安和危乱,而这一切都是由人自身决定的。如果能清心寡欲,美好的命运就会长久地延续下去。相反,欲望横流,就必然要生出凶乱。所以,丹桂尽管美艳芬芳,假使生出蠹虫,最终也会变成朽木;红色的火苗虽然明亮爽朗,倘若被细微的烟尘所覆盖,终究也将熄灭。由此我们可以知道,如果不防微杜渐,始善敬终,骄奢就会不招自来,恶欲就要急速生长。骄奢和恶欲得不到有效的遏制,就势必要导致身死国灭的惨剧。夏桀商纣因为纵肆情意,倒行逆施,从而引火烧身,自掘坟墓;唐尧虞舜却因为约己修身,顺乎民心,从而使帝业辉煌,江山永续。比较一下桀纣的败亡和尧舜的兴盛,难道不应该更好地躬行节俭吗?”
同时李世民告诫太子李治说:“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,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。因为如果取法于上,只能仅得其中,要是取法于中,就只能仅得其下了。我自从登基以来,所犯过失是很多的:锦绣珠玉不绝于前,宫室台榭屡有兴作,犬马鹰隼无远不致,行游四方供顿烦劳。所有这些,都是我所犯的最大过失,千万不要把我当作榜样去效法。”“若崇美以广德,则业泰身安,若肆情以从非,则业倾而身丧。”“一国之君若不注意节俭,骄奢淫逸,不要说政权,最后恐怕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保。一定要谨记。”唐太宗晚年反省和总结经验教训,可谓是精益求精。
太子李治即位之后,在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人的辅佐之下,按照《帝范》所提出的要求去做,继续推行贞观晚年一度中断过的休养生息政策,以及“贞观之治”所体现的“仁政”原则。在他统治30余年的时间里,承太宗之勋业,把“贞观之治”继续推向前进,成为有道的守成之君,没有辜负太宗的遗愿与嘱托。永徽初年,政局稳定,社会经济繁荣,所以后世史家称之为“永徽之治”。“永徽之治”与“贞观之治”相连,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《帝范》这份政治遗嘱和帝王家训的现实影响。在这个历史过程中,李治也奠定了自己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。
太宗即位后严令制止沿袭隋朝盛行的厚葬之风,禁止厚葬。他还禁止铺张浪费的厚葬习俗,明确提出要求,五品以上官员和皇亲贵族都要严格遵守。至于官吏们的奢侈浪费,唐太宗也明令禁止。
唐太宗本着节俭的精神,对自己的陵寝也预先作了安排,亲自制作规格,“因山为陵”“容棺而已”。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自己死后,子孙“从俗奢靡”。唐太宗离世后,殉葬品也比较俭约,体现了他的崇俭精神。唐玄宗时,高力士曾进入太宗陵墓寝宫,“见梳箱一,柞木梳一,黑角木篦一,草根刷子一”,不禁赞曰:“先帝随身服用,唯留此物。欲将传示子孙,永存节俭。”玄宗听到高力士的汇报后,亲自前去查看,见物“肃静如不可胜”,即命史官记载下来。在唐太宗的影响下,在大臣中形成了一种良好的节俭的风气,出现了许多廉俭大臣。如户部尚书戴胄,由于生前生活俭朴出了名,死后家里连个祭祀的地方都找不到。至于魏徵更是如此,一生也没有个像样的正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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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《中国廉政文化历史故事 | 唐太宗从俭治奢(四十)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