您现在的位置:环球新闻网 > 历史 > 不斷深化中國古代制度史研究

不斷深化中國古代制度史研究

2020-06-22 09:30

中華文明能夠長期延續、不斷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,就在於內涵豐富、各具特色的制度逐步發展成為一整套制度體系,為國家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。制度的記錄與整理是中國傳統文獻的重要內容,中國古代制度史研究有著悠久傳統,形成了豐碩成果。新時代,深化中國古代制度史研究,對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。

中國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曾經長期處於領先地位,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創設了許多值得珍視的制度。中華文明能夠長期延續、不斷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,就在於內涵豐富、各具特色的制度逐步發展成為一整套制度體系,為國家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。中國古代制度史一直是歷史研究的重要內容。今天,不斷出現的新問題、新材料、新方法、新理論推動中國古代制度史研究煥發勃勃生機、呈現繁榮局面。

中華文明素有重視制度建設的傳統

制度是指“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或行動准則”,也指“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方面的體系”。中華文明素來重視制度建設,重視制度體系與治理體系相統一,重視制度體系與治理體系的繼承和創新。

中華文明素來重視制度建設。周滅殷后,殷遺民箕子向周武王提出了“洪范九疇,彝倫攸敘”的制度安排構想。“彝倫”指法則,“攸敘”指正常秩序。“彝倫攸敘”,是指構建合理有序的政治與社會秩序。反之則“彝倫攸斁”,也就是政治與社會秩序遭到破壞。“彝倫攸敘”倡導制度設計要適應常理、施行順遂的變化觀,是歷代都遵循的關於制度制定的重要思想。明清之際,思想家王夫之曾總結說:“彝倫攸敘,雖有不善者寡矣﹔彝倫攸斁,其於善也絕矣。”西周開始,關於制度建設重要性的認識史不絕書。如《尚書·周官》說“制治於未亂,保邦於未危”,《管子·法法》說“太上以制制度”,《周易·彖辭》說“節以制度”,《左傳·襄公二十八年》說“為之制度,使無遷也”,《商君書·壹言》說“凡將立國,制度不可不察也”,《荀子·儒效》說“法先王,統禮義,一制度”,《荀子·王制》說“是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”。約成書於戰國時期的《周禮》,本身就是制度思想之作,其開篇“惟王建國,辨方正位,體國經野,設官分職”,講的也是制度建設的重要性,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。先秦的內外服制、分封制、禮制、世卿制、郡縣鄉裡制、軍功爵制、官僚制等,都是各種制度建設思想的實踐形態。秦漢大一統國家建立后,維護和鞏固大一統秩序的各項制度更加完善,構成了中華文明制度體系的核心內容。

中華文明高度重視制度體系與治理體系相統一。制度體系需要通過治理體系體現出來,治理體系是對制度體系完善與否的檢驗,二者是有機統一的。《尚書·周書·周官》說“議事以制,政乃不迷”,這裡的“政”就是治理體系。有了制度,治理才不會迷失方向。中國先秦時期已經有了豐富的“治”與“治理”思想,有了“治”與“亂”的區別。秦漢以后,重視“治理”作為一種政治文化傳統,在政治家、思想家那裡得到肯定並不斷延續,並被更多地引入政治實踐領域,形成了富有中華文明特色的治理體系,體現在政治、經濟、法令、文化、社會、軍事、生態等諸多方面。

中華文明高度重視制度體系與治理體系的繼承和創新。《商君書·壹言》說“制度時,則國俗可化,而民從制”,賈誼《過秦論》說“察盛衰之理,審權勢之宜,去就有序,變化因時,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”,都是強調制度體系與治理體系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新的重要性。中國古代經歷了不同社會形態,也經歷了很多次改朝換代,但在制度體系與治理體系上大都能夠做到繼承與創新的有機統一。以貴族等級分封制為代表的先秦國家制度體系和治理體系,在春秋戰國以后已經不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,以中央集權制、郡縣制為代表的大一統國家制度體系與治理體系應時而生﹔源自秦漢的中央集權制,在魏晉南北朝、隋唐、宋遼金元明清還在創新發展,不斷顯示出繼承性和創新性有機統一的特點。

制度史研究向為史家所重

中華文明悠久的制度建設史、制度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,都促進了中國古代的制度記錄與整理,激發了史家對制度史研究的極大熱情,制度史研究一直是我國史學研究的重要領域。

在中國傳統文獻中,制度的記錄與整理是一項重要內容。在反映先秦歷史的《尚書》《左傳》《國語》《周禮》《逸周書》《儀禮》《禮記》《管子》等書中,就有許多關於制度的記載。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《史記》中的《禮書》《樂書》《律書》《天官書》《封禪書》等“八書”,記載了不少自先秦至漢初的制度沿革,開創了歷代“正史”重視制度記錄之先河。《漢書》繼承這一傳統,以“志”“表”的形式,系統記錄了西漢一代法律、職官、行政區劃、祭祀等制度。補入《后漢書》的“八志”,在制度記錄的體例上更加完善統一,具有重大歷史價值。“二十四史”中確有部分史書因時代原因而無志書,但統一王朝建立后,往往都會補上這一缺憾。如《晉書》補《三國志》缺“志”之不足,從而使各時期制度狀況能夠延續不斷記錄下來。隋唐以后,更加重視制度的記錄、整理、研究。唐代杜佑的《通典》、劉秩的《政典》、蘇冕的《會要》,開創了典制體政書通史和斷代史之先河。《通典》編纂歷時30余年,以200篇的鴻篇巨制,分為食貨、選舉、職官、禮、樂、兵、刑法、州郡、邊防等九類,記錄了上自軒轅唐虞三代、下迄唐天寶年間(部分延至肅、代之際)的制度演變,影響至巨。此后,南宋鄭樵的《通志》、宋元之際馬端臨的《文獻通考》與《通典》並稱為“三通”。此后,歷代典制體政書編纂續之不絕,至民國時完成《清續文獻通考》,被合稱為“十通”,與“會要”“會典”等體裁互為補充,是反映歷代制度沿革的重要史料。